我的緬甸故事

我的緬甸故事

1964年9月24日仰光機場
- 隨時把握當下，每一景，每一刻都有無窮價值，因爲它是永恒的代表.
德國詩人哥德 (Johann Wolfgang v. Goethe1749-1832)

“要注意身體，好好讀書，一切順利”阿姨紅著眼眶殷殷叮呤著我，此情此景過了數十年

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裏。1964年9月24日這天是阿姨和表姐陪我到機場，我的父母和姐姐弟弟住在離仰光很遠的緬甸中部一個小村子，無法到機場向我送行。和阿姨道別時我跪下來向她行緬甸傳統佛教儀式跪拜禮，表達我對她的尊敬與感謝她的養育之恩。

接著我把身上的手錶，金戒子和金項鏈脫下拿給阿姨，要她轉給我的家人, 阿姨不解的望著我，我輕聲告訴她我的家人比我須要這些東西，我的身上有她給我的500美金，我還有獎學金，我在國外的日子不會很辛苦。那些年在緬甸的生活真的過的很艱苦，那些首飾對我的家人何嘗不是個幫助。阿姨握著首飾眼眶含著淚。我不忍看她心悴的臉神很快和她道別快步走到出關口。要出關前我再次回頭薇笑望著阿姨。她不停的揮著右手，左手擦著不斷掉下來的眼淚。此景此刻對我而言即是永恒，今生難望。

雖然我很不捨離開家園，但我還是決定到國外留學。阿姨終生未婚。她開了一家食品店，生意非常好。我離家到城市上高中就住在阿姨家，她對待我就如自已的兒子。我的父母在鄉下務農，他們無法負擔我的教育費。 我上大學的一切費用都是她資助的。我出國身邊帶的500美金也是她送我的。當時緬甸校長的月退俸是1元美金。我可以感受到阿姨對我的付出，她對我滿滿的愛與期望。阿姨照顧我們這些晚輩毫不餘力，但是對我她有非常特殊的感情。我們佛教徒相信輪回與轉世，我的祖父在我出生前幾天過世。她相信我是她父親的轉世。

德國作家赫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寫過 ”幸福表示有愛,能愛人就是幸福”從阿姨身上我深深體會這句話的含意。

當年我離開緬甸時還未滿20歲，在阿姨眼中還是個孩子。1962年緬甸軍事集團接管政權，由於大學生不斷的抗議與示威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與殘暴，緬甸的大學常常被軍政府關閉。1964年軍政府決意要無限期關閉緬甸所有大學。當時我決定到國外完成學業。生活在極權又貧困的國家想出國留學唯一途徑就是參加國家考試取得獎學金和護照。我報名參加留學考試，很幸運通過了筆試。幾天後我接到口試通知。口試評審員是由5位大學教授和衛教部長組成。5位教授問的專業問題我都能完整的回答。最後部長哈韓上校問我是不是學生會的成員。當時學生會已被軍政府禁止，我沒有料到他會問這個問題心裏震驚了一下。

德國詩人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 曾說過 ”一個痛苦的真相勝過一個謊言”。

我不願意撒謊，躊躇了一下我回答他我是學生會理事會的成員，負責文化與運動事宜，政治方面的活動不在我的工作範圍。哈韓部長又問我父母親的職業，我聽說哈韓部長是緬甸社會主義”的忠實信仰者，支持工人和農人子弟。這次我毫不猶疑的回答，我的父母是農人，住在中部鄉下。哈韓部長很嚴肅看著我簡潔的講了一句”回去等消息”就結束了口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裡很不平靜，我不知道軍政府是否已經查出我是7月7日事件的主導人。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 7月初我和3個朋友碰面談天。談到下個星期7月7日就是學生大屠殺

2周年記念日，這是個很悲傷的日子，我們卻無法表達對犧牲的同學哀悼之情。當時我告訴他們我藏在心中2年的秘密。我告訴他們我差點也在死亡名單中。2年前(1962年) 7月7日仰光大學學生抗議軍政府限制他們權利，不讓軍隊進駐校園與軍隊在校門口對峙，學生決議無限期抗議直到達到他們的要求爲止。學生手無寸鐵，軍人卻荷槍實彈。我是仰光大學學生會理事會成員，我的任務是維持秩序，不要讓學生與軍人起衝突發生暴力事件。我們采取5小時輪班制。因爲校區已被停水停電，當值完任務退下休息時我決定離開校園到市區去打電話給阿姨報平安，我知道她和我的父母都非常擔心我的安危。他們知道軍政府的解決方式就是暴力，就是對待僧侶與學生他們也不例外。我安慰阿姨抗爭很和平，不要擔心。打完電話我到小吃店吃飯遇到一個同學，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因爲擔心他的安危特地趕到仰光, 他請我陪他一起去見他父親說服他校園是安全的，不會出事的。我在市區停留大約3個小時

後回到學校。但是一切已經變樣了，學生和平抗議活動已經被血腥鎮壓，軍人對學生開槍，有數百位學生被槍殺，他們的屍體馬上被用軍隊卡車運走。軍隊占據整個校園，所有進出口都有軍人持槍管制。我那時住在仰光大學的學生宿舍”曼德勒 (Mandalay)” 樓，宿舍位於校園中央。出示我的學生證後，我被允許到我的房間拿行李。我看到走道上牆上血跡斑斑，整個空氣中彌漫著血腥味。我離開校園時腦筋一片空白，意識混亂無法思考，一個偶然讓我逃過死劫但我的同學都犧牲了，幾個鐘頭前我們還一起有說有笑，對我們的訴求充滿希望與信心。現在他們都走了，祇剩我一個人走在離開校園的路上。

我講完我的經歷後大家一陣沉默。這些同學爲了我們共同的理念而犧牲，他們不應該被遺忘。我們決定在7月7日大屠殺2周年這天做些事來紀念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在7月7日

當天發傳單，把事實真相告知社會。但是軍政府在大屠殺2周年前夕爲了防止學生有所行動在仰光各地佈滿眼綫和特務人員。製作和發傳單這個行動在執行上很困難，不得不放棄。我們想到另個方法。第2天我們到翁山商場買一大塊白布，回去後把它染成黑色。我們這樣做是爲了避免以後特務人員追蹤到我們。我們把黑布做成一面大旗。7月6日深夜，夜闌人靜時我們潛入工學院大樓，爬到大樓屋頂，把旗子插在屋頂上。第二天清早有學生發現這面旗子。有個學生指著旗子很興奮的大叫 “快看，一面黑旗，一面黑旗”。消息很快的傳開來, 學生們從四面八方湧來。有的對著旗子行禮，有的鼓掌致敬。很自發的我們舉行了一場追悼會，悼念感懷死難的同學。不久學院的值日教授氣急敗壞的跑來他告訴我們已經報警，要我們解散聚會，氣氛越來越緊張，突然有個同學大喊 ”快跑”，學生一瞬間離開現場。警察和軍人趕到時現場已空無一人。

德國作家霏塔納(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曾說過 ”一個人19歲時不是革命家，他是

無同情心的人，一個人到了40歲還是革命家，他就是無理智的人”。

1962年的這場大屠殺讓很多學生轉入地下活動，有的學生甚至加入游擊隊想用武裝革命

推翻獨裁政府。幾個星期後我接到錄取通知，我成了公費留學生被派到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留學。

幾年後我在布拉格遇到了當年值班的教授，我告訴他我就是在工學院插黑旗的主導人。

他非常的驚訝。他告訴我當時警察局長立刻帶了20位警察來到現場調查，半個鐘頭後軍方派出3卡車特種部隊到校園，整個工學院大樓被包圍。每個辦公室和教室都被翻箱倒櫃，留在大樓的學生和教職員都不準離開還得接受調查審問。他還講我們萬一被抓到，不僅會被學校開除，幾年的監獄是免不了的，我們當年冒的險實在太大了。他告訴我當時大叫“一面黑旗”的學生還被逮捕訊問，還好這個學生的父親是黨内高級幹部，所以免了牢獄之災。他說其實這次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當時軍方頭子非常生氣，認爲他工作疏失，懷疑他有意放任學生褂旗，向他提出懲戒訴訟，接受一連串調查。爲此他很多年還被禁止出國訪問。我向他道歉我們的行動造成他的困擾。他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他可以瞭解我們當時的心情。其實他心裏是很同情學生的。

當年我決定出國留學最大原因是我想離開這塊校園，因爲它留給我太慘痛的回憶。走在校園我無法忘記死難的同學。在離開緬甸前一天在餞行會上我告訴我的同學，你們用你們方式繼續爭取自由，我會用我的方式去反抗獨裁政權。我的決定到國外留學徹底改變了我一生的規劃也成了我的不歸路。